王育德與臺籍日本兵的補償請求運動
戰後臺日關係史上的重要篇章 

       太平洋戰爭期間，隨日軍遠赴戰場的臺灣人約21萬人。戰後，戰死者遺族及許多戰傷者因國籍變更，無法獲得任何補償。依照〈中日和約〉內容，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應另商特別處理辦法，但事實上從未討論。至1972年臺日斷交後，求償之路變得遙不可及。

       1974年底，曾加入高砂義勇隊的臺籍日本兵中村輝夫（李光輝），在印尼摩羅泰島被發現。為最後的殘留日本兵，日本政府得知中村輝夫是臺籍日本兵後，態度轉為冷淡。王育德眼見日本政府將中村輝夫遣送回臺的處置，又思及更多臺籍日本兵的權益無人聞問，因此下定決心行動。

       1975年「臺籍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成立，在各界的有識之士、國會議員、人權律師團、臺籍日本兵當年的長官、一般民眾等陸續加入後，在眾多日本人的支援下，發展成一場社會運動。透過街頭運動、媒體宣傳、提出訴訟、遊說國會等方式，終於促使日本政府在1987年制定法律，支付弔慰金給臺籍日本兵戰死者的遺族及戰傷者各200萬圓日幣，總計花費日本的國家預算約592億日圓。

       王育德雖未能親眼看見成果，但其人道精神與弱勢關懷，成就了這項運動，讓日本人共同為臺灣人誠心誠意付出努力，實是戰後臺日關係史上的重要篇章。

緣起
來自臺灣的殘留日本兵 

       1974年12月底，在印尼摩羅泰島上發現了一名在叢林中獨自生活了三十多的日本軍人，他說自己的名字是「中村輝夫」。原來，他是來自臺灣，是曾加入高砂義勇隊的臺籍日本兵。 

投入戰爭的臺灣人

       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志願或被迫前往戰場的臺灣人約21萬人，協助作戰或從事醫療、看護、機械組裝、補給輜重、農畜產指導等工作，其中戰死者將近3萬人，失蹤者超過2萬。戰後因政權轉換，這些戰死或戰傷者無法取得與日本人同樣的補償，甚至連應得的薪餉都無法領取。有些人更被視爲戰犯，遭審判處決，沒能再回到臺灣。 

Suniuo、中村輝夫、李光輝？  

       中村輝夫於1919年出生於臺東，原名Suniuo（阿美族語中「勇敢」之意）。1943年，志願加入高砂義勇隊並改名為「中村輝夫」，赴印尼摩羅泰島參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終戰，但當時藏身叢林的他未接獲上司命令，仍舊保持從軍狀態，直到1974年底被發現。 王育德等人為了讓中村輝夫「先到日本休養，接受健康檢查及心理輔導」而四處奔走，但最後他還是被送回臺灣，入中華民國國籍，更多了一個陌生的名字「李光輝」。 1979年5月，李光輝因肝癌病逝。享年59歲。  

1979年3月13日，「臺籍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的杉本健司先生（左）來臺探視住院中的中村輝夫（中）。同年5月15日，中村輝夫因肝癌去世。 

投入爭取  

       1974年12月27日，王育德在新聞報導中看到中村輝夫的消息，隔日立即投書〈溫暖地迎接中村輝夫〉到朝日新聞社，於31日刊出。文中抨擊日本政府對處置思考不當，也表達了「若將中村輝夫送交臺灣，中華民國政府有可能將中村輝夫視為敵軍，不能好好照顧，甚至不給予他任何補償」的憂心，呼籲日本全國有識之士共同思考解決之道。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也聯合在日的各臺灣人組織，一起發起宣傳。 

日本政府的態度

       然而，當時日本才剛與中華民國斷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72年），在這樣的國際局勢下，日本政府對待中村輝夫的態度逐日冷淡，不但對於國籍問題消極應對，不考量中村回臺後可能遭遇的種種衝擊與困難，更僅給予未支付薪資與歸還津貼共6萬8千日圓。不僅是在日臺灣人無法接受，在日本社會上也掀起了強烈批評，連印尼外相都評論為：「日本的冷漠對待」。  

       為了讓中村輝夫能到日本接受照顧，王育德除偕同在日臺灣同鄉會會長郭榮桔共同提出抗議聲明外，更積極組織、成立「中村輝夫先生暖心歡迎會」，由有馬元治擔任會長，發起街頭宣傳與提交請願。雖中村仍被送返臺灣，但獲內閣會議致贈慰問金與民間募款共超過400萬日圓。

1975年1月7日在羽田機場合影。眾人為有馬元治送行。有馬元治當日飛往香港，迎接中村輝夫，並於隔日陪伴他前往臺北。

「思考會」成員。左起：王育德（事務局長）、秋本英男律師（律師團長）、宮崎繁樹教授（本會代表者）

       這件事使王育德重新思考，臺灣人當時是以日本國民身份加入戰爭，戰後中華民國未積極處理、日本政府又冷淡應對，無論薪資或補償金，中村輝夫獲得的與其他殘留日本兵相比非常微薄，這樣的不公平是對臺灣人的歧視，因此「這個問題只好靠臺灣人自己來與日本政府交涉」。

       「臺籍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簡稱：思考會）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了，王育德邀請明治大學教授，且與在日臺灣人組織關係緊密，更是國際法權威的宮崎繁樹擔任代表世話人（負責人）。又考量到自身長期推動臺灣獨立運動的身份，可能影響補償運動的推行，因此邀請與臺灣友好、在各領域有份量的日本人擔任該會世話人共達十多位，自己則退居二線，僅以事務局長身份參與。

       從「正義」與「人道」角度出發，邀請日本大眾共同思考，並向政府提出請願，由日本人與臺灣人共同組成的「臺籍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展開了長達17年的奮鬥。

難關一、國籍不同

       臺灣人在戰後即非日本國籍，不屬於日本政府的補償對象。雖然戰後於〈中日條約〉中提及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應另商特別處理辦法，但中華民國政府長期置之不理，導致臺籍日本兵得不到任何的補償。

對策一 訴訟：組織原告與律師團，以不合理差別待遇、違反日本國家憲法為由，向日本政府提出告訴！

對策二 立法：組織國會議員懇談會（遊說團），遊說國會議員，促使政府採取行動，立法補償。

難關二、沒有邦交

       1972年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後，兩國間沒有邦交，日本國沒有向無邦交國的國民進行補償的前例能依循，也沒有既定的辦法可以使用。 對策 設法促使政府及相關單位尋求解決之道。

難關三、來自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雙重壓力

       中華民國政府對有馬元治施壓，要求退出活動；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日本政府與臺灣政府形成政府間對等的關係，並對於使用「臺灣」這個名稱提出抗議，要求必須使用「中國臺灣」的字眼。

對策一：加深日本各界認識問題的重要性，促使國會議員主動關心本案。

對策二：透過日本赤十字社對臺灣紅十字會的方式，並透過外交管道交涉。 

 

 

 

 

       千葉泰介帶領義務律師拜訪臺籍日本兵，邀集戰傷者及戰死者遺族共13人組成原告團。當時申辦前往日本的護照、簽證屢屢受阻，終於在1978年底申請通過，隔年2月，包含原告團長鄧盛、洪坤圳、洪火灶、蘇鈴木、陳閅共5人，以觀光名義前往日本。鄧盛展示了殘缺無手掌的右手，充滿衝擊性的畫面與痛切的證言，震撼了整個法庭。原告團中唯一具軍人身份的原住民全永福，出席了第十次開庭，強調自己因空襲傷殘，戰後未能領取薪資與軍事郵局儲蓄金，只能與生病的妻子一家六口擠在狹小屋內困窘生活。第十二次開庭由戰死者遺族辜許玉娥出席，痛訴丈夫辜寶春戰死後的生活艱難與苦楚。 

 

 

 

 

 

 

 

 

為臺灣燃燒殆盡的王育德

       從1975年思考會成立，至1985年的二審敗訴，臺灣人員日本兵補償請求運動已達10年，全力投入的王育德未曾放下明治大學與東京外國語大學的教職，以及推動臺灣獨立運動、發行《台灣青年》撰寫文章等工作，還接下了東京都立大學的兼任講師。在1985年，甚至還撥出時間為了世界臺灣人同鄉會活動完成劇本〈僑領〉的撰寫並參與排演指導，5月因過度勞累導致狹心症發作住院治療。出院後，王育德持續忙碌的工作，在9月8日正撰寫關於補償運動的文章〈「匹夫難奪其志」的戰鬥〉，晚餐後卻身體不適倒下，隔日因心肌梗塞離世。未能親眼看到補償運動的成果！

1985年6月20日臺北高等學校同學會的紀念留言板，王育德寫下了留言：「燃燒殆盡（燃えて尽きたし）」

1992年7月14日「思考會」解散

1993年羽柴駿律師與原告（洪坤圳、洪火灶）出席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進行報告

2017年4月，王明理於臺灣師範大學「台北高等學校創校95週年國際研討會」中進行關於臺籍日本兵補償運動的演講。此後，臺師大臺史所蔡錦堂教授著手研究計劃，中研院開始進行研究。左方擔任口譯的是臺師大歷史系的王麒銘教授。